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中國現(xiàn)行的高考其實可以看做是已經壽終正寢一百二十年的科舉制度的 " 精神續(xù)作 "。
在講究門第、階級森嚴的封建時代，參加科舉幾乎是寒門學子僅有的改寫人生的機會。這和現(xiàn)在的無數(shù) " 小鎮(zhèn)做題家 " 十年寒窗，試圖擠過高考這條獨木橋，從而實現(xiàn)逆襲的心態(tài)如出一轍。雖然高考比之科舉確實更科學、更嚴格也更干凈，但那條貫穿了一千余年的主線——內卷，卻從未變過，其殘酷程度甚至猶有過之。
大詩人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家喻戶曉，幾乎人人都會背 " 獨在異鄉(xiāng)為異客，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 "。一千三百年前，王維正是用這首詩博得了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的歡心，并提攜他中了進士。另一位唐朝詩壇的大手子白居易則用《賦得古原草送別》敲開了老詩人顧況的家門，后者被 "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 所折服，在長安為白居易四處打 call，助力他 " 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 "。
這些故事被作為 " 藝林佳話 " 記載在各種史書、筆記和小說中，傳誦千古。但各路 " 少年才俊 " 在 " 慧眼識珠 " 的前輩的舉薦下脫穎而出的背后并非全是和諧，更多的反而是唐朝科場上一段段刺刀見紅的 " 內卷 "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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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業(yè)三年（公元 607），隋煬帝定 " 十科舉人 "，這是科舉（主要是進士科）制度的開始。隋朝滅亡后，唐朝繼承并繼續(xù)完善了隋朝時定下的一系列制度，其中就包括科舉制。
唐朝籍貫可考的科舉及第者，共有 648 人。" 金榜題名 " 人數(shù)排名前三的地區(qū)分別是關內道（159 人）、河南道（151 人）和河北道（132 人），這些地方主要包括今陜西、河南、河北和山東等省份，為全國貢獻了近七成的進士。而作為國都的長安，正是 " 關內道 " 的核心，最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都集中于此，" 老陜 " 子弟們甚至還能享受到政策的傾斜，這里自然也就成了全國最大的 " 高考基地 "。
女皇武則天掌權后，大開制科，正式開始把科舉作為選拔官員的最主要手段。在武則天在位期間，大約有一半的宰相都是明經或進士出身。到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科舉取士被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參加科舉幾乎成了當時的文人，尤其是下層知識分子出人頭地的華山一條路。 據(jù)《通典》記載：" 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shù)千 "。
和現(xiàn)在的高考一樣，科舉也分很多不同的科目。其中最熱門的是明經科和進士科，前者考察的是所謂 " 經問大義 "，考題基本就是以《禮記》《左傳》《詩經》《論語》等儒家經典為范圍的 " 完形填空 "；后者則是以詩賦取士。相比于主要依靠死記硬背的明經科，無疑是 " 命題作文 " 的進士科難度更大。因此當時有 "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 的說法。
進士科以詩文能力為主要考核內容的制度被確定下來之后，唐朝自然也就進入了 " 全民學詩 " 的節(jié)奏。并因此催生出了一大批詩人。除了前面提到的王維和白居易，還有像寫 "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 的張九齡、寫 "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 的王昌齡、寫 "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 " 的崔顥、寫 "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 的岑參、寫 " 秋草獨尋人去后，寒林空見日斜時 " 的劉長卿等等，都是進士出身。
科舉制度對唐朝詩壇的繁榮提供了土壤。后世提到古代詩歌的巔峰，往往說 " 盛唐隆宋 "，但在很多專業(yè)人士的眼里，盛唐和隆宋就是 " 北喬峰 " 和 " 南慕容 " 的關系，后者遠不足以與前者相提并論。如魯迅這樣的大人物甚至說 " 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 "，這話未免有失偏頗，但唐詩的整體高度遠高于宋詩也確實是共識。
對于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根本原因，南宋詩人嚴羽曾明確表示，唐朝人寫詩厲害就是因為唐朝 " 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
" 麻衣如雪，滿于九衢 "，這就是每年秋冬唐朝 " 高考季 " 到來時，長安城萬人趕考盛景的真實寫照。
02
但另一方面，唐朝的科舉制度并不完善，甚至可以說是存在著嚴重的漏洞和缺陷的。
最重要的一點，科舉雖然嚴厲打擊作弊，但卻不禁止開考前的 " 行卷 "，即考生把自己的得意詩文送給文壇大佬或高官，請他們向主考官推薦自己，從而增加及第概率的行為。這種風氣讓很多人拼命鉆研詩文，客觀上推動了唐朝文學的繁榮，很多名篇都是行卷作品。但這類操作也眼中破壞了公平，本質上是一種歪門邪道。有背景的人容易通過關系上榜，寒門子弟就算再有才華也可能因為沒人推薦而落榜。
說白了，行卷這條路子的存在，其實就是幫那些家境殷實、人脈廣闊的 " 富 N 代 "" 官 N 代 " 們走后門合法化，讓科舉 " 以詩取士 " 的初衷變了味兒，而變成了一種 " 政治本位 " 的游戲，又回到了幾百年前 " 察舉制 " 和 " 九品中正制 " 的老調子上。開元年間，太子校書郎王泠然就上書張說，痛陳 " 現(xiàn)在能夠被舉薦或考中的人，不是依靠親屬關系，就是依靠權勢；不是依靠行賄，就是依靠交情 "（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而張說貴為宰相，又是當時的文壇頂流，也無力剎住這種不正之風。
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 828），禮部侍郎崔郾擔任科舉主考官。隨后他家的門檻差點被踩破，一群人前赴后繼地拿著各種詩賦文章請他過目，極力推薦自己的親戚 / 朋友 / 子弟 / 學生。其中有一篇《阿房宮賦》引起了崔郾的注意，舉薦者是時任國立大學教授（太學博士）吳武陵，后者在一次文學沙龍中認識了這篇文章的作者，讀完之后嘆為觀止，便極力推薦這個 26 歲的年輕人：" 此人如果都當不上狀元，那就沒人能當了！"
《阿房宮賦》作為高中語文必背篇目，大家應該都學過，知道它水準如何。而此文的作者杜牧也并非普通的 " 小鎮(zhèn)做題家 "，而是根正苗紅的官宦世家出身——祖父杜佑是宰相，封岐國公；父親杜從郁，唐憲宗時歷任左補闕、左拾遺、秘書丞等多項要職。既有真才實學打底，又有如此之多的 buff 加持，杜牧這個狀元頭銜看起來似乎是手到擒來。
然而崔郾卻嘆了一口氣，說今年別說狀元，連二三四名都早已經內定了，于是杜牧只能委屈吧啦地當了個第五名。
連杜牧這樣兼具才華和背景的世家子弟都難免被后臺更硬者強壓一頭，那些出身低微、沒有資源和人脈的寒門考生得到業(yè)內發(fā)掘和認可的難度之高，自然可想而知。
進士科 " 以詩取士 " 帶來的另一個弊病在于：唐朝的很多文人把全部精力都撲在了吟詩作對上，卻把諸子百家和儒家經典扔到了一邊。這就造成很多人一提賦詩行文，立刻洋洋灑灑、出口成章，但提到天文地理、歷史政治，卻是一問三不知。而很多時候，朝堂上最需要的恰恰是懂政治、能治國的實干家，" 斗酒詩百篇 " 的才子除了在酒宴游樂中為王公貴族作詩助興外，很少有用武之地。
唐玄宗始終堅持：文學之士對國家的正常運轉并沒有什么幫助。因此如李白、孟浩然這樣的大詩人布衣終老也沒能得到一展抱負的機會。而這一治國理念最大的受害人，當屬杜甫。
03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唐玄宗的左膀右臂——宰相李林甫和中書令張九齡發(fā)生了激烈的口角。
爭執(zhí)起源于唐玄宗任命了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還加了豳國公的爵位。但牛仙客沒有參加過科舉，是靠在邊疆立下的軍功升遷的。張九齡對這次任命頗有微詞，認為此舉是對唐朝科舉取士基本國策的背叛。而李林甫察言觀色，知道唐玄宗有意提拔牛仙客，便在背地里打小報告，說牛仙客確有王佐之才，別說尚書，當宰相都綽綽有余，張九齡一個白面書生，懂什么治國，云云。唐玄宗果然龍顏大悅，不久便找借口將張九齡貶去了地方，并繼續(xù)給牛仙客加官進爵。
唐玄宗重用牛仙客，實際上就是給外界傳達 " 吏干人才 " 的信號：相比文藝型人才，國家更需要政治性人才。這個出發(fā)點無可厚非，但在李林甫的操作下，路子很快就開始跑偏。其當政的近二十年間，對文學之士的打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文人幾乎沒有出頭之日，要么考中進士也難登高位，要么連參加科舉的資格都得不到。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二十四歲的杜甫來到了長安，并參加了進士考試，結果名落孫山。
出師不利，杜甫并沒有就此消沉。他離開長安，游歷全國，又結識了李白、高適等大詩人，一起策馬奔騰共享人世繁華。直到 High 得差不多了，已經過去了整整 12 年，三十六歲的杜甫于天寶六載（公元 747）再次進京，成為長安城那烏泱泱一大堆考生中的一分子。
然而，李林甫由于擔心 " 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奸惡 "，向唐玄宗上表，宣稱 " 野無遺賢 "，意思是人才都已經在朝堂上了，民間沒有 " 漏網之魚 "。于是，杜甫就這樣陰差陽錯地又一次落榜了。
此后，杜甫開始了十余年的 " 長漂 " 生涯，他又先后參加過三次科舉，寫了兩位數(shù)的 " 行卷 " 求職信，最后只得到一個傳達室老大爺?shù)穆毼弧倚l(wèi)率府兵曹參軍。還沒打卡上幾天班，安史之亂又來了，杜甫再次陷入顛沛流離，他輾轉到鳳翔投奔新上任的皇帝唐肅宗，先后擔任過左拾遺和華州司功參軍，并于乾元元年（公元 758）最后一次參加了進士考試，但仍然落第。
不久，杜甫辭官入蜀，此后直到生命結束，他都沒有再回到過長安，也就此與科舉徹底絕緣。
杜甫的最后一篇 " 高考作文 "，題為《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他結合戰(zhàn)亂時期的社會現(xiàn)實，提出五大對策，包括戰(zhàn)爭中如何征收賦稅以兼顧強兵、益民，以及解決民生勞弊、兵卒輪休等問題，對當時的政治局勢和社會狀況做了精辟的分析并給出了具備可行性的解決方針。從這篇文章來看，杜甫確實是有一定政治才干的，如果他能夠入仕，未始不能大展一番拳腳。
遺憾的是，時代辜負了杜甫，讓他只能以 " 詩人 " 而非 " 政治家 " 的身份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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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人對科舉的執(zhí)念之深，有時已經 " 魔怔 " 到了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步，幾近喪心病狂。
曾寫下名句 "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 的中唐詩人孟郊，大半生窮愁潦倒，年近半百才考中進士。及第后，他寫下《登科后》詩：" 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欣喜若狂之情，溢于言表。而士子們對于 " 進士 " 這一頭銜的執(zhí)著，也可見一斑。
《唐帝國的精神文明》中，對文人們的這種心態(tài)做了深刻的分析：" 他們也要吃飯，也要養(yǎng)家糊口，他們必須要有可靠的經濟來源。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實現(xiàn)人生理想、人生價值，而這種理想和價值，往往與政治有著密切聯(lián)系，或者說，通過政治途徑、通過政治抱負的實現(xiàn)，往往最容易達成他們的理想和價值。"
理想也好，價值也罷，本身沒什么不對。但當無數(shù)人為了所謂的理想和價值，終其一生把自己陷在科舉的泥潭里，最后的結果卻往往是理想落了空，也沒能實現(xiàn)什么價值。科舉確實選拔出了不少人才，但看看那些歷朝歷代的那些 " 落榜生名單 "：杜甫、李賀、李時珍、吳承恩、吳敬梓、蒲松齡、左宗棠 ...... 恐怕它埋沒了更多的人才。
乾符二年（公元 875），科舉落榜生黃巢喊著 "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 的口號揭竿而起。五年后進入長安，登上皇帝寶座，給行將就木的大唐帝國的棺材上又加了一根釘子。
這事說起來很黑色幽默：黃巢花了十幾年時間都沒考進長安，最后他選擇了簡單粗暴地動武，結果五年就打進去了。
一種制度如果無法篩選出真正的人才，而淪為形式主義甚至起到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反作用，那么它注定會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逐漸消亡。
1905 年 9 月 2 日，清政府正式宣布：正式廢除已有 1300 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學校教育也隨之走上前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教育部開始對高等學校招生進行改革與統(tǒng)一，1952 年 8 月 15 日至 17 日三天，中國舉行了第一次全國統(tǒng)一高校招生考試。" 高考 " 正式亮相。
祝愿各位學子今年高考都能金榜題名。
來源 / 今西安
